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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的人》:莫言的小说万花筒
2024-10-30 12:05

莫言自称“讲故事的人”“说书人” ,是用小说语言构建虚拟世界的人,这和盖房子的泥瓦匠一样,都是手艺人。作家拥有虚构的权力,但虚构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是现实,以虚写实,烛虚显实,藉虚蕴实,借虚映实,这种虚实之间的相互映衬和移步换形,体现了小说家的叙事功力。

《晚熟的人》:莫言的小说万花筒

自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沉潜多年,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推出小说集《晚熟的人》 ,受到文坛内外广泛关注,人们不仅好奇这位久违的“讲故事的人”会讲些什么样儿的新奇故事,而且想知道他讲故事的腔调和技法有没有变化。莫言果然不负众望,十年蜕变,带给读者非凡惊喜,他将“故事”和“讲法”打包在一起,来了一次全方位升级,使小说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质的飞跃。

《晚熟的人》包括12个短篇,以其中一篇作为小说集的名字,和以前很多小说一样,那个名叫莫言的写小说的人依然分身有术,钻进每个小说文本,充当叙述者、对话者、旁观者或被作者以调侃和微讽的笔调提及种种糗事的loser (失败者) ,这位在12个虚构文本中现身的“莫言” ,使《晚熟的人》这部短篇小说集也可视作以“莫言”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莫言”是个有历史的人,他虚构的文字与他被虚构时的记录形成错综复杂的“互文性” ,“莫言”在一个个故事片段中的行踪游历,对整部小说起到了穿针引线、联结凝聚的作用,但《晚熟的人》之所以称得上是一部长篇小说,这种结构层面的“缝合”和“粘合”效应倒在其次,更主要依靠小说内部肌理的协同性,包括观念表达的一致以及表现方法的顺势变革、相辅相成。

莫言获诺奖前创作的经典佳作,包括以土匪传奇一鸣惊人的《红高粱》 、堪称女性命运悲歌的《丰乳肥臀》 、宣称大踏步向民间文学叙事手法和美学风范“后退”的《檀香刑》 ,等等,可谓精彩纷呈,但细究之,这些作品本质上还是与传统叙事理念更接近,其最突出的标志是“大团圆”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莫言的小说更具传统性,间或闪现出一种“不自觉”的、“未完成”的现代性。

“大团圆”模式既是一种小说创作的理念,也是一种结构方式,并不一定呈现“大团圆”结局,它的主要指征是故事的完整性,包括人物关系及其命运结局的确定性,有时“确定性”依靠小说“暗示”和“隐喻”功能传达出的鲜明的方向性得以达成。这种“完整性”和“确定性”在小说结构上呈现为一个闭合的圆环,也即故事的起承转合,从发生到发展、高潮直至结局,步步落实,就故事的逻辑链条和小说结构的关键构件而言,无缺失,无断裂,常常出现或画蛇添足,或锦上添花,一般不会虎头蛇尾,偷工减料。如契诃夫所言,小说前文提及的挂在墙上的猎枪,一定会在终篇前的某个时间打响。总之,带着悬疑问题和求证心态进入小说文本的读者,传统小说总会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不管他对这个答案是否认同和满意。

现代小说从根本上颠覆和摒弃了“大团圆”模式,虚构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唯一的真实,而是导向N多的可能性,“穷尽可能”成为作家勠力求索却绝不可能抵达的目标。现代小说创作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 ——以问题始,以更大的困惑和疑问终,那个初始“问号”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可能裂变为更多的“问号” 。严格来说,一个已经给出解决之道的问题,便失去了以小说的形式模拟那个“提出问题——演进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的意义,这与“问题”和“话题”所涉及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无关,也即小说的题材并非区分其传统和现代的分水岭,在叙事上,变化问题的“提出”“演进”“解决”等阶段的排序,只是一个叙事时间的主观“扰动” ,也不能打破“大团圆”模式,只有动摇和消解了线性思维和追求确定性、唯一性的叙事宗旨,才能真正实现小说的现代性转型。

毋庸置疑, 《晚熟的人》依然是莫言从个人的角度对世情人性、世道人心的观察和呈现,细读这些篇什,最强烈的感受是弥漫发散于小说文本的模糊性、混沌性、不确定性,这些特性使阅读小说变成一种永远不会揭晓谜底的猜谜活动。我不认为这些“谜团”源于作者立场的“犹疑”和态度的“暧昧” ,无论作者莫言,还是小说中的“莫言” ,都从不隐瞒自己的好恶倾向和是非判断。“谜团”的涌现标志着莫言清晰锋利的思维之刃已经切入一个更加精微细密的层面,正如物理学上对微观粒子的观察和测量会出现“测不准”的现象一样,对于变化多端的“人”的深层探究自然难免捉摸不定、闪烁其词。

莫言带着新作亮相文坛,人们惊呼其宝刀不老,锋芒犹胜当年。可以想见,十年间莫言始终致力于锻造打磨叙事的刀锋,这是件极其消耗智慧、悟性和耐力的事情, 《地主的眼神》中“磨镰刀”的描述或可视为莫言磨砺“叙事的刀锋”的一种具象化比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为了高效完成割麦子的任务,必须具备与工具有关的三个要素:“镰好,磨得也好,还要使得好。 ”所谓“镰好”就是“钢火好” ,而“磨镰刀”是个“技术活儿” ,“磨轻了不利,磨重了不耐用,分寸很难把握” 。至于如何算是“使得好” ,自然是各有心得和妙招,小说中那个割麦技术无人能比的地主孙敬贤,“用镰分三段儿” ,“他的镰一天磨一次就够了” 。只有“高手”才能长时间保持锋刃的利度,“像我这种初学割麦的雏儿,一柄刚磨出的镰,使上半个时辰,刀口便钝了,接下来要么重新磨镰,要么凭着蛮力气死扯硬拽” 。小说中的“莫言”是个被工具搞得很狼狈的“雏儿” ,写小说的莫言却将叙事的手段、技巧等拿捏运用得愈来愈得心应手,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莫言提刀再次踏入麦田,收割小说的麦穗,捆扎成《晚熟的人》扔上文坛这个打麦场,读者就是“打麦子”的人,经过一茬茬“阅读”的劳动,他们各有各的收获,各有各的喜悦。

作为“打麦人”的读者,对于麦粒的脱出——小说意义的生成,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作者引入读者及其阅读活动这一充满“变数”的维度,使小说的意义空间获得了终极意义的拓展。而读者之所以能够介入其中,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恰恰在于莫言用叙事的利刃削去剔除了一些对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至关重要的信息,给读者造成若干个认知的“盲区”和“黑洞” ,混沌和不确定性因之而生。要不要释疑,如何释疑,此一悬疑有多少个合理推测的“解” ,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可交托给读者去处理,而小说对于世情人性、世道人心的呈现便在这些问题的求解中趋于最大值,这才是莫言“讲故事”的最终目的——他以信息和意义的“残缺”换取小说文本的无限增殖以及阅读效果的最大化。

“先富起来”的摩西为何在生活如意、事业有成的节点抛妻弃女、离家出走?为何又在时隔30年后人们已经将他彻底遗忘的时候突然归来? ( 《等待摩西》 )表弟宁赛叶是个是非不明、迂执任性、愚蠢自私的浪荡子吗? ( 《表弟宁赛叶》 )以诗人自居、自炫的金希普是个招摇撞骗的文痞吗? ( 《诗人金希普》 )利用网络视频剪辑现实合成的“虚构的真相”扰乱视听,可以助力无耻的利己主义者覃桂英、野心勃勃攀爬仕途的张二昆达到目的吗? ( 《红唇绿嘴》 《天下太平》 )孙敬贤的眼神里难道只有“我”所解读出的刻骨的阶级仇恨吗? ( 《地主的眼神》 )晚熟和增智可以画等号吗?当蒋二变回蒋天下,是更成熟了,还是更无知了? ( 《晚熟的人》 )诸如此类的谜题在莫言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且无被作者认证的确切的“解” ,当读者试图破解谜题时,便从作家手中接过了创作的接力棒,开启了更深广的叙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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