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增长放缓，现状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在质量和效益方面存在的挑战。世界科技革命正通过非传统的方式创造出新的科技，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笔者认为，新质生产力将催生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将新质生产力置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趋势下来理解更吻合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尽快实现“从1到N”的追赶型制度体系向“从0到1”的引领型制度体系转变。特别要兼顾市场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政府干预，加强普适性底层制度体系供给能力，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重视新技术革命机会窗口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力军作用，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催生新的国家创新系统?

一 关键生产要素的引入

关键生产要素的内涵，即每个技术—经济范式中的一个特定投入、一组投入、一种或多种新的基础设施，这种投入既可以是自然资源，也可以是工业制成品。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系统的重塑机制是通过关键生产要素来实现的。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据。

二 新技术系统革新

以往工业革命爆发前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技术累积和技术突变的系统性革新过程。影响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分为四种，依次是渐进性创新、突破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最高层次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渐进的连续的创新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但真正的变革要靠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突破性创新来触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突破性技术的巨大潜力正在引发各行各业的深刻变革，这些变化在规模、速度和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三 平台企业和深科技企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领航力量

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角色由技术创新主体转变为科技创新主体。平台型企业在资金投入、人力资本、场景和资源整合方面具备更有引领性的优势，如阿里、腾讯、微软。深科技企业在方案设计、工程能力和使命导向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如SpaceX、Tesla、Cellino。这两类企业都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掌握着大学、研究机构等其他主体不具备的资源优势，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引领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 供给侧出现新的产业结构

新技术系统会催生四种类型的企业，一是动力型企业，负责生产廉价且普遍适用的投入品，如以往工业革命中的煤炭、钢铁、石油类生产部门；二是载体型企业，是投入品最典型和最活跃的用户，代表着新技术革命的主流产业，如以往工业革命中的汽车、电器、软件等；三是基础设施型企业，成为塑造和扩大所有行业市场边界的主要力量，如以往工业革命中的港口、电网和互联网等；四是诱导型产业部门，是促进核心载体产业进一步拓展市场边界的产业，如建筑业、物流业等。

五 需求侧出现新的消费经济

信息技术时代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中伴生的大量用户数据，在新技术系统的采用下将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数据和新技术的结合使用可以精准地为用户定制个性化的需求，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的体验经济将成为新的趋势。体验经济的消费结构中，消费者的情感需求比重增加，消费者注重产品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情感的愉悦和满足。人们越来越追求那些促成自己个性化形象，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新质生产力同样将引致新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比如没有登顶过珠穆朗玛峰，可以借助元宇宙技术得到登顶的体验。

?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确立?

一 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经济增长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靠模仿领先国家的追赶型路径；另一条是靠前沿技术突破性创新的引领型路径，两种路径适用的制度和机制存在差异。越是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越需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越要重视市场竞争、产权保护、开放、教育，这些是影响一个靠近前沿的经济体长期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从1到N”的追赶型经济体向“从0到1”的引领型经济体转变。引领型经济体依靠原创性、颠覆性、不连续的前沿技术创新优势，它高度依靠个体的创造性，个体的创造性受到市场竞争的激励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两个基本制度的影响。

二 注重企业家精神

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中，知识、数据、颠覆性技术等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构成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早已突破了掌握机器和生产工具的资本家角色，他们具有打造“从0到1”的商业帝国的潜质和能力。知识资本家或者说科技型企业家不仅是科技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一个企业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个革新者，具有科技改变未来的强烈使命感，他们懂科学技术、懂工程应用、懂市场推广、懂商业模式，是一种战略性的复合技能专家。知识资本家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并将成为新技术革命浪潮下引领经济发展的先锋力量，他们在其所处的时代都是超前的，甚至是被认为不可理解的。

三 持续重视基础研究

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应用型基础研究的主体已经从研究所拓展为研究所、大企业、产业技术研究院，既要注重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资源倾斜等政策降低大企业开展应用型基础研究的投入成本、调动大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市场活力，也要注重发挥政府在产业共性基础研究的布局优势，如国家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模式，补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足甚至失灵。

四 重视科技型中小企业

技术变革时期，要更加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近两年，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竞赛及应用创新中涌现了很多中小企业，尽管这些中小企业背后几乎都接受了大型平台企业投资，但在数据、资源、人才和场景等诸多方面都更具优势的大企业却没有成为绝大多数。谁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数字经济环境中，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过程伴生了大量用户数据，这些数据要素的增加可以让大企业滚雪球式地扩大市场份额，大企业研发活动将可能面临数据要素“陷阱”：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对于数据要素的使用越充分，数据要素充足的大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改良性质的渐进性创新，对大企业而言，可持续的、可预期的获利空间比高额投入冒险而来的创新租金更具有吸引力。这使得资源较少、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成为突破性创新的主体。

五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地区之间在人文环境、地理气候、资源禀赋、科教基础、产业结构、区位条件方面各具特色，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具有不同的条件。同时，各区域已经在科技、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了比较好的积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要抓住并利用好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立足本地区的基础和条件，充分发挥地区创新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各项生产要素的科技含量和科技贡献，积极利用和开发自身及邻近地区的科技资源。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既要利用好本地区优势产业的基础，利用新兴技术完成现有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动能的转化，也要注重前沿技术与地区独特资源的融合，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大胆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可能市场边界，推动产业链向上、向下、向新的开拓，形成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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